变形的策略
在科幻作家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的小说《野种》（Wild Seed）中，“变形者”Anyanwu通过化身万物与治愈他者，协助社群在殖民暴力下存活。阿姆斯特丹艺术空间 Framer Framed 的群展“变形者：关于创伤、珍奇，与转化”（Shapeshifters, On Wounds, Wonder, and Transformation）正是借助这一小说中的虚构意象，将“变形”转译为回应殖民收藏问题的策展策略。作为跨学科研究项目“紧迫事项”（Pressing Matter）的一部分——该项目联合多所荷兰学术机构，共同反思博物馆的殖民遗产——展览以叙事与想象介入原本由博物馆、大学与文化机构主导的学术讨论：展厅中央刻意留白的空间，在展览期间转化为研讨与对话发生的场所，关于殖民修复与社群关怀的讨论直接嵌入十位艺术家的作品之间。
悬挂在展览入口处的窗形雕塑上印有一个充满光晕、微微低头的人影——张紫璇在此引用的形象，源于 1996 年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出现的圣母显像神迹（《坦帕》，2025）。与之相邻的影像装置作品《BEELD》（2025）则追寻另一则平行的圣象叙事：一尊 1995 年从福建失窃的章公祖师像，迟至 2015 年在匈牙利展出时被人认出。佛像的荷兰藏家与福建村民各执一词，其后的诉讼与协商过程持续多年。解殖议题在荷兰的学术语境中看似流行，然而多数博物馆展览仍难以超越对殖民历史及馆藏来源的说明性追溯。关乎伦理责任的反思，应当如何转变为处理修复与补偿的实践？
展览中的多数作品通过绘画、雕塑与影像等媒介，要求观者投入对图像背后复杂叙事的阅读。相比之下，艺术家组合安东尼奥·何塞·古兹曼与伊娃·扬科维奇（Antonio José Guzman & Iva Jankovic）的装置《轨道力学——电子混音站》（Orbital Mechanics – Electric Dub Station，2024）则提供了一种更为具身的体验：他们以靛蓝染色的布料在展场中搭建出一个近似仪式的空间，观者在其中穿行时，能够听见混合了电子、朋克与塞内加尔打击乐的声音。移民与迁徙的痕迹被编织进所使用的布料与环绕的声景之中，语言的退场反而使身处殖民历史之中的感受变得更加切近。
萨米·巴洛吉与塞西尔·弗罗蒙特（Sammy Baloji & Cécile Fromont）创作的大型挂毯《重织印第》（Rethreaded Indies，2025）重新解读了巴洛克时期法国戈布兰工厂的“Old Indies” 传统挂毯。原本从欧洲视角描绘刚果与巴西丰饶景观的殖民挂毯风格，被以刚果传统纹样重构图像，呈现前殖民时期刚果王朝的场景，对“异域”叙事进行回应与修正。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的五幅拼贴作品则相当直观地呈现出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并不能脱离对”全球南方"文化经验的“借鉴”：艺术家从档案与旧杂志中提取图像并将其并置，从中可以看出毕加索的涂鸦如同非洲面具的临摹，亨利·摩尔的雕塑则形似刚果颈枕。
西方人类学博物馆本身是殖民叙事的产物：收集掠夺来的文物，将其祛除原有文化语境中的神性，变成一种失去其记忆与本源的物件，归档于仓库或展柜中。面对殖民遗产，今天需要的或许是超越物理层面上的归还或“修复”——即有意识地认知并变革西方主导的审美与知识体系。展览中，米蕾耶·凡·图尔德（Mirelle van Tulder）的影像作品《作为部分欧洲》（Being Part European，2024）将镜头对准荷兰世界博物馆的仓库与其中殖民时期掠夺的器物，整齐排列的柜门、档案、标签打造了关于秩序的奇观，也在旁白中对如此分类法进行反思。
相较于展览中一些艺术家对人类学博物馆的直白批判，王佩瑄以个人经验略带戏谑地打乱既有的分类法。在装置《起源神话》（Origin Myth，2025）中，她重新安置了博物馆藏品：从荷兰不同博物馆挑选出十二件馆藏瓷器，这些离散物件所刻画的动物恰好符合十二生肖的类别，也借生肖属性映射艺术家个人的归属感。王佩瑄将与自己家人属相对应的动物置于展柜最上层，并安排一只童年游戏“刺猬索尼克”的毛绒玩具沿预设轨道绕行这些藏品。看似随意的排列背后，暗示了博物馆体系的权力特征——所谓“客观”的知识生产，其实也承载着主观叙事的选择与添加。
Framer Framed 的成立源自文化工作者们对于传统机构框架的怀疑，后逐渐发展为一个持续审视与批判博物馆体系的当代艺术场所。面对艺术机构如何处理殖民遗产，以及传统民族志研究是否足以回应多重差异的问题，“变形者”似乎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也就是依托当代艺术创作的转化能力，将“变形”作为应对殖民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引导观众重新思考博物馆的分类体系、图像秩序与感知经验。然而，关注这场解殖展览的观众，或许也需要回到巴特勒的小说本身——故事中，变形与救赎的能力也被殖民者视为可被利用的资源，核心冲突正由此产生。在多重的探讨之下，殖民叙事是否可以有所转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