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achine To Live In
移居机器城
A MACHINE FOR LIVING IN
可入住的机器
“我和维特鲁威 (Vitruvius) 持一样的观点，认为建筑包括楼房和机器；不过我认为建筑也包括景观。有观念认为机器在某种程度上逃离了楼房的专制独裁，这种观念更大程度上只证明了早在现代时期的机器必然的样子——如同坐上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抓牢座椅扶手，系紧腰间安全带，凝视着自己面前终有一死的命运，大脑空白，脉搏加速。
可入住的机器能够指涉其他事物。也许根本不是一架机器；实际上，其本身即为一种他物的类比。”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BY JAMES HOLSTON
他异现代性
詹姆斯·霍尔斯顿 (JAMES HOLSTON)
黎明谷 (the Valley of the Dawn) 的宗教仪式揭示了世俗城市与神圣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都透过现代权力的制度化习语表露出野心。从官僚制度、法律、科学、高等教育和数字通讯方面，它们都配置了类似的特定词汇、结构和流程。从官僚制度中的习语来看，它们都使用了部长、副官、理事会、委员会、请愿和签名等概念，以此阐释部门、组织、权威和流程。在法律方面，两者都以正义之名设立了法庭和监狱，法官、陪审团、检察官、辩护律师和证人参与其中。两者还共用工业与数字通讯的词汇，包括雷达、天线、太空飞船、工厂、电流和调谐。两者都展示了它们在科学方面掌握的最深奥的知识，应用如能量、外质、电离和磁场等概念。两者都有提供与这些知识相关的高等学位的大学。两者都通过重述历史以开启新时代的方式将它们的事业合法化。
……
由此，它们是以模型-副本的关系构建的。每个城市所具有的说服力，源于其是否有能力在各自的建设中展现出一种“终将成型的模范性”（主要是在仪式和建筑方面）。因此，巴西利亚不仅仅是一个效仿柯布西耶式的，亦或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那样的现代城市模型。在这个模型不断生成、或是说不断消化着自己最为完全的理想形态的这一过程中，它成为了一个巴西式的模型。这可以用食人文化中的“摄入 (intake)”这一概念（源自《食人宣言》）来形容。1920年代的巴西现代主义文学中，这个概念曾被用来定义民族认同之于世界性都市的新形式。在消化理解勒·柯布西耶的过程中（这让人联想到1971年的巴西电影《法国人吃起来有多美味》），巴西利亚成为了巴西想象中现代国家的镜像，而巴西利亚的建设就是将这样的想象变为真实。它的总体规划——当中的机构、知识形态、权力模式和光辉未来——以及各项落地时，与原规划时的相近程度，一并证明着这个国家创造新事物、把握现代性的能力。副本终究成为了新的模本。
ARCHITECTURE OR TECHNO-UTOPIA?
是建筑，还是科技乌托邦？
虚构并不仅仅是逃离现实，它也可以产生一种参与式的退出。福柯在他的作品中评价了虚构的这种特质，他写道：“我很清楚，我所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是虚构。”至于虚构的重要性，他继续写道：“我并不是说，真理因此就并不存在。于我而言，存在着虚构能够作用于真理之中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使得虚构话语能够诱发真理效应，一种可能性使得真实的话语引出并编造出一些尚未存在东西，即虚构了它。前者是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并使其成真，后者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虚构出尚未存在的政治。”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近期也转向了构建虚构的政治美德。对巴里巴尔来说，这关系到在面对乌托邦概念被排除的情况下，通过实验和体验来确认政治生活的“虚构场所”的需要。类似的，对于朗西埃来说，虚构提供了一种更像是仿真虚拟的、而不那么像是乌托邦的投射空间。正如他所解释的，“政治与艺术，如同知识形式，构造了‘虚构’，这也就是指符号与图像材料的重新组合，以及所见与所言之间的关系，所做之事和可做之事之间的关系。”
ATMOSPHERIC AND MATERIAL ENVIRONMENTS IN MICHELANGELO ANTONIONI’S CINEMA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电影中的氛围与物质环境
“那些不可多得的电影瞬间，展现出安东尼奥尼是如何在他的电影中娴熟地构建物质形式与环境氛围之间的融合的。例如我曾评论过的《红色沙漠》，可以说是体现出了这种对话的震颤。不过，每当人类女性身体凭借其在场和自身的姿态，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甚至发出挑战时，他的唯物主义还是显露出了本质。”
BADIOU, ALAIN – LOGICS OF WORLDS
阿兰·巴迪欧——世界的逻辑
“让我们想一想，例如，巴西利亚，巴西的人造首都，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城市，因为它从无而生——1956年荒芜的高原，1960年落成的城市。将巴西利亚称为一个地方、一个空间，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当然知道‘住在巴西利亚’或者‘来到巴西利亚’的意思。因此，这就有一个参考集，是构成巴西利亚的一系列要素。这个参考集的内部就是巴西利亚本身。如果我‘在城市中’，那是因为我属于巴西利亚瞬息万变的构成的一个部分；‘存在一个地方’这首先意味着已存在多个地方，以此，它的内部与它自身是是同一的。在我们面对‘巴西利亚’这个参考整体时，加以考虑已遍布全球的本地化实践地点，我们可以断定：巴西利亚的内部即为巴西利亚。”
在巴西利亚，楼宇、柱子、门和桌都是作为巴西利亚世界的内部组成才生效的，即便它们是从其他地区进口而来。巴迪欧的巴西利亚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个仓库），它在某种单一体的指引和索引下，拥有了作为一座城市的多重性与偶发性。
“夜晚，当我迷失自我时，透过巴西利亚南翼某个公寓的飘窗，在仍然明晰的夜空中，我常想象，那些星象，这座城市的纪念碑似乎是要在尘世间追溯它们的轮廓，星象告诉我，我会永远在此地。飞鸟在干燥的土地上展翅，月球表面的环礁，尼迈耶式风格独特的水泥建筑：每个事物都以这种方式畅言，向我倾诉巴西利亚的碎片，并在夜晚之中指引我，将我融进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世界的逻辑》，414）
BEHRXILIA
芭希莉娅
关于巴西利亚，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哪里做对了？”和“哪里出错了？最初的梦想还留下了什么？巴西利亚如何适应这些现代主义思想？巴西利亚的讯息是什么？留下了哪些好的？哪些不好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不值得？”我认为这些是必须要问的问题，“在巴西利亚，什么是奏效的，什么是无效的”。
巴西利亚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实验。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巴西利亚创造者们的慷慨，那些想得高远的人，寻求一个平等的社会，减少社会差异，等等……我想强调巴西利亚创造者们的慷慨。这一切让巴西利亚成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尝试，做出/提出一种新生活的计划。巴西利亚就是这种尝试所留下的东西。但乌托邦却几乎没有留下些什么，也许除了关于乌托邦的提议，除了乌托邦自身梦幻的可能性之外就仅剩无多了。
BODIES IN ALLI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TREET
身体同盟与街头政治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街道和广场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尽管这些游行往往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总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身体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共同发声，并要求将特定区域作为公共空间。那么现在，会比较容易将这些示威游行——或者说，实际上是运动——的特点归结为“聚集的身体对公共空间提出诉求”，但这一表述假设了公共空间是给定的，它已然是公共的，且也被如此地认知着。
如果这些人群聚集时，我们未能看到空间的公共性正在被质疑甚至是被争夺，我们就忽略了公共示威活动的重要意义。所以，尽管这些运动依赖于人行道、街道和广场的先决存在，并且常常是会聚集在广场上——例如用有深远政治历史过往的塔里尔解放广场——但同样地，集体行动也在聚集着空间本身，聚集着人行道，组织着建筑并使其富于生机。
我们既要坚持要求公共集会和公开演讲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又必须要问，集会和演讲如何重构公共空间的物质性，并且生产，或是重新生产，这种物质环境的公共特性。当人群移动到广场之外，转到街边和后巷，去到道路还未铺设好的街区时，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政治不再被定义为有别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的专有事务，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跨越界限，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已经存在于家中、街道上、邻里间的，或是那些不由公共广场建筑限制的虚拟空间中的政治。
因此，当我们思考着在人群中聚集、不断壮大的人群的含义，思考着以一种对公共与私人之区别提出抗辩的方式在公共空间中穿行的行为含义时，我们看到，复数的身体对公共性提出诉求，通过争取和重构物质环境，发现并产出公共性；同时，这些物质环境也是行动的一部分，当它们成为对行动的支持时，它们本身也在行动。同样地，当卡车和坦克突然成为演讲者的讲台时，用布莱希特式的词来说，即物质环境被主动地重构并重新运作。
我们则需要重思行动的理念。首先，没人可以在不与他人一同行动、聚集的情况下发动关于自由行动、自由聚集的主张。其次，广场和街道不仅仅是行动的物质支持，它们本身就是我们可以提出的任何公共理论和身体行动的组成部分。人类行动依赖于各种提供支持的事物——它总是一种需要支撑的行动。但在公共集会的例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不仅是对于公共空间的斗争，也是对于我们作为身体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支持的基本途径的斗争——对抗权利剥夺、抹杀和弃置的斗争。
当然，这会造成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我们无法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我们必须为了得到允许我们采取行动的支持而抗争。
BRASIL
巴西
巴西人声称他们发明了飞机、打字机、胸透X光。他们还声称发现了π介子，与巨型锥虫战斗，发现了超地外生命形态。他们修建了巴西利亚，烧毁了亚马逊雨林，他们曾是世界冠军。
BRASILIA,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CITY
巴西利亚，新城市的矛盾
1966年，瓦基姆·佩德罗·德·安德拉德(Joaquim Pedro de Andrade)受意大利打字机制造公司好利获得(Olivetti)的委托，为展示巴西新落成的现代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情况，拍摄了精妙、表达清晰、情绪热烈的电影《巴西利亚，一座城市的矛盾》（也许因为其中隐含的批判探究，他很快就将完成版的作品束之高阁）。正如片名所示，它讲述了两座城市的故事：一座是种族与社会融合和先进城市生活的典范；另一座，是无法实现（也无法负担）的理想化的应许之地，纵然拥有无限的就业机会，但却只能通过搭乘拥挤的乡村大巴，或是经由那滋生于城市边缘的近郊棚户区——亦是那些多年前为寻求同样机遇而踏上这征程的先辈移民劳工们的所居之地——才终能到达。
城市中交叉网格状的交通系统被描述为两条主轴线的交汇（形成了不太显著的“X”标志）。这为新异的城市规划提供了一个精辟的介绍，由于墓地的方位被降至主轴线的外围，由此葬礼队伍（即死亡的象征）就不会穿过城市中主要的十字路口。与巴西利亚所有的现代建筑和精心规划过的社区构造共存着的，是住在临时房屋中的蓝领工人，来自外省、离开家庭、投身城市建设工程的流动工人，和被迫随着政府部门集中至新首都、将大家庭重新安置到狭窄公寓的低级公务员的采访。通过这样的并置，德·安德拉德强化突显了城市化与士绅化之间的二元分化，而后者即为制度化社会经济隔离的本质过程。
（这个主题也出现在何塞·路易斯·格林的《建筑进行时》中）。